學習樂園
Learning paradis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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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97年，是個特殊的年份。那一年，鄧小平同志逝世，香港回歸，三峽截流成功。那一年的5月16日，汪曾祺因病醫治無效去世，享年77歲。那一年，我3歲。
第一次對1997年有模糊的印象，是2000年。當時我上小學一年級，看到學校操場的墻壁上畫著慶祝香港回歸的壁畫，下面標注著“1997年”。但我當時并不知道這個年份與我有什么聯系，我不知道香港是哪里，也沒有人告訴我香港回歸意味著什么。隨著時間的流逝，印象中模糊的壁畫已經越來越模糊，下面標注的“1997年”卻越來越明晰，直到在我腦海中澆筑出一個青銅的印記。
后來，我讀到了汪曾祺的文字，既為自己晚生了二十年而感到無比地遺憾，又為自己能遇到他的文字而感到無比地慶幸。如果我早生二十年，在1997年之前便有幸讀到他的文字，或許我還可以請他喝一杯清明泡好的梅酒。如今，距離他離世已有22年，清明又至，梅花已謝，梅子尚小，人間草木復青。再讀他的《人間草木》，我忽然意識到，正是由于他的影響，我才是今天的我，而沒有變成一個讓今天的我感到陌生的其他人。
1920年，中華民國成立第9年，國內正處于軍閥混戰時期，民主革命尚未可知將往何處去。這一年的5月3日，汪曾祺先生出生于水鄉高郵的一個舊式地主家庭。他的祖父是清朝末科的“拔貢”（即由地方選拔貢入國子監的生員中的一種，頗似今天高考考入清北），擁有兩三千畝的田產。在汪先生年幼時，祖父便教他讀《論語》，寫八股文，這種老式教育毫無疑問起到了文化啟蒙的作用。但真正對汪先生的文字、性格影響甚大的應該是他的父親。在汪先生筆下，他的父親汪菊生不但金石書畫皆通，且擅長單杠、足球，練過中國武術，性格極其隨和，能平等待人。在汪先生十幾歲的時候，父子二人便能同桌飲酒，一起抽煙，父親常對他說：“我們是多年父子成兄弟。”父子之間能以這種方式相處，即使在當代也是不多見的。也許正是這種寬松、自由、平等的家庭氛圍，才造就了汪先生淳厚、樂觀的性格，溫和、靈秀的文風。
1937年七七事變，日寇攻占我國華北，全面發起侵華戰爭。同年11月1日，國立北京大學、國立清華大學、私立南開大學在長沙組建成立的國立長沙臨時大學在長沙開學。由于長沙連日遭到日軍轟炸，1938年2月中旬，長沙臨時大學西遷昆明，同年4月改稱國立西南聯合大學。1939年，汪曾祺先生考入了西南聯合大學中文系，成為了沈從文先生的入室弟子。
據汪先生回憶，像蜜蜂尋找蜜源一樣飛向昆明的學生，分陸路與海路兩條。北大、清華、南開三校學生大部分組成“西南旅行團”走陸路，從北平出發走向大西南，“一路夜宿曉行，埋鍋造飯，過的完全是軍旅生活”，全程三千五百里，除了擺渡過河，全是徒步而行。除了學生，也有部分教授參加，聞一多先生就是其中之一。聞先生在抗戰期間蓄起了胡須，曾發愿：“抗戰不勝，吾不剃須！”另一條海路，是由天津或者上海搭乘輪船，經香港到越南海防，再坐滇越鐵路火車，從老街入境至昆明。
如此之多的莘莘學子從四面八方趕赴昆明，自然是為了尋找智慧與真理而來。汪先生卻例外，雖然在滇越路上身染瘧疾，高燒至40度，差一點英年早逝，他卻十分自豪地宣稱——自己是為了尋找瀟灑而來。天真率性如此。
除了尋找瀟灑，汪先生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為沈從文而來。其時，沈從文先生正于西南聯大中文系任教。汪先生的文字受到了沈從文極大的影響，他自己亦是如此認為。《受戒》中的小英子形象便是來自于《邊城》中的翠翠，兩部小說無論在精神內核還是人物形象上，都有某種程度上的相似性。但不同的是，沈從文的小說語言透露出一種野生的美感，似乎是湘西山中一只活潑靈動的小獸，在山林、溪澗中自由地奔跑。汪曾祺的小說語言則充滿了水鄉的靈秀溫柔，就像江南湖面上一只潔白優雅的鷺鷥，展翅的瞬間在水上打出一圈圈漣漪，驚起了滿湖隨波而動的荷葉。法國安妮·居里安女士翻譯汪先生的小說時說道，汪先生的很多小說里都有水，《大淖記事》是這樣，《受戒》寫水雖不多，但充滿了水的感覺。文如其人，汪先生的性格如水一般，永遠都是平和、安寧的。汪先生與沈從文先生不僅是四年的師生，更是一生的師友，兩人都是內心明凈無渣滓的人。
汪先生對昆明與西南聯大具有極深厚的感情，曾毫不吝惜地給予了母校如此之濃厚的贊美：“這是一座戰時的，臨時性的大學，但卻是一個產生天才，影響深遠，可以彪炳于世界大學之林，與牛津、劍橋、哈佛、耶魯平列而無愧色的，窳陋而輝煌的，奇跡一樣的，空前絕后的大學。”毫無疑問，西南聯合大學當得起。
他的散文、小說中頗多記述昆明與西南聯大的篇章。于2018年上映的電影《無問西東》中，沈光耀煮冰糖蓮子的情節，便出自汪先生《跑警報》一文：“聯大同學也有不跑警報的，……另一個是一位廣東同學，姓鄭。他愛吃蓮子。一有警報，他就用一個大漱口缸到鍋爐火口上去煮蓮子。警報解除了，他的蓮子也爛了。有一次日本飛機炸了聯大，昆中北院、南院，都落了炸彈，這位老兄聽著炸彈兵兵乓乓在不遠的地方爆炸，依然在新校舍大圖書館旁的鍋爐上神色不動地攪和他的冰糖蓮子。”汪先生對這種“麋鹿興于左而目不瞬”的態度向來頗為贊賞，并認為這是中國人的一種民族精神：“日本人派飛機來轟炸昆明，其實沒有什么實際的軍事意義，用意不過是嚇唬嚇唬昆明人，施加威脅，使人產生恐懼。他們不知道中國人的心理是有很大的彈性的，不那么容易被嚇得魂不附體。我們這個民族，長期以來，生于憂患，已經很皮實了，對于任何猝然而來的災難，都用一種儒道互補的精神對待之。這種儒道互補的精神，即不在乎。這種不在乎精神，是永遠征不服的。”
汪先生既在文章當中極其推崇“儒道互補”的精神，實在又用了一生的光陰去踐行。他一生流離四處，走過許多地方，經歷過許多磨難，但他從未哀愁抱怨，反而往往用一種近乎幽默的態度去面對。一九五八年，他下放張家口沙嶺子農業科學研究所勞動，要去沽源畫一套馬鈴薯圖譜。生于江南水鄉、平靜溫和的汪先生，卻要遠離家人、故友，獨自生活在荒涼的絕塞，其中孤獨痛苦可想而知。然而汪先生卻能發現其中的有趣：他為自己發現有一種馬鈴薯的花是香的而感到十分得意，并且宣稱：“全國像我一樣吃過那么多種馬鈴薯的人，大概不多！”他每至一處，都會發掘當地的美食，既吃得慣內蒙古帶血的手把羊肉，又極其稱贊山西的莜面窩窩，既難以忘懷昆明鮮美的菌子，又時常懷念家鄉的大煮干絲。仿佛這些苦難于他而言是極其微末之事，他只不過是去到一個新的地方，吃些當地的美食，看看那里的風景。
對我的性格影響最為深遠的，大概就是汪先生筆下這種“儒道互補”的不在乎的精神了，我將之看作是一種溫和的勇氣。勇者，往往失之盲目與莽撞，但這種“不在乎”的態度卻是用一種無聲的抗爭去面對世間的苦難，就如同《老子·八章》所言：“上善若水，水善利萬物而不爭，處眾人之所惡，故幾于道。”這種態度，并非因為軟弱無能，而恰好是出于內心的堅韌、強大，才敢于用一種溫和的態度去維護自己的堅持與底線。
人生在世，要經歷無數次苦難，妥協是最簡單的，死亡也并不困難。困難的是，如何在逆境中找尋希望，繼而發現生命的美好，以一種平和的態度繼續生活下去，隨遇而安。汪先生的文字曾給過我這樣的力量，并將其賦予到我的性格里、融入到我的血液中。
1997年，距今已有22年。斯人已逝，余澤猶存。2018年，汪先生在2018亞馬遜中國年度紙質圖書作家榜中排名第三，他的文字在不斷地影響新的一代人——就像他希望的那樣：“我希望我的作品能有益于世道人心，我希望使人的感情得到滋潤，讓人覺得生活是美好的，人，是美好的，有詩意。你很辛苦，很累了，那么坐下來歇一會，喝一杯不涼不燙的清茶——讀一點我的作品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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